筚路蓝缕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行
———我校老教师、老领导肖鹤鳞口述校史

回首安徽建筑大学近六十年的风雨历程,她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从1958年建校到1969年的11年间,学校经历了 “三上三下”,1958年上中专,1960年上本科,1963年再上中专;1961年本科下马,1962年撤销中专,1969年教职工下放到大别山区。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安徽省委立即决定在我校以合肥工业大学教学点的名义招收本科生,从此,学校弦歌未绝、办学不辍。
流年倥偬,建大师生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历在目,时光流逝,多少往事留在师生、校友的记忆中?在即将迎来学校6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特别推出口述校史栏目,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承建大精神,为建设高水平有特色建筑大学凝聚更加磅礴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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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简介肖鹤麟,1954年毕业于青岛农学院,分配到长春电力设计院 (原原料部电力管理总局长春电力分局)。后调往苏州建筑工程学校工作。1958年9月,作为苏州建筑工程学校支援安徽建设的324名师生中一员,参与到我校早期的创建工作中,并担任一线教师,长期讲授抗震设计学课程,后来走上了副校长的领导岗位,见证了学校的艰难曲折发展历程。
  坎坷风雨中砥砺坚守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到1960年3月,学校已有教职工99人,学生587人,设工业与民用建筑、硅酸盐两个专业。此时,受全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影响,省委认为教育也不能落后,也要“大跃进”,于是,1960年 9月,经国务院批准,合肥工业大学土木系(学生89人、教师7人)并入我校,正式成立安徽建筑工业学院,1960年9月20日,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成立大会隆重召开,省委将请求毛主席为学校题名的报告交到中央,后来中央将提名的请求报告转给郭沫若,因此最终由郭沫若题写校名。合肥工业大学转来的89名同学中,分别组建成我校的大二、大三和大四三个年级,其中大四的学生很少,只有十几人。那么一年级的学生从哪里来的呢?在教育厅的统一领导下,在我校的中专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由他们组成两个班,直接进入大学一年级学习。这样,各个年级都建齐备了。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当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安徽又是农业大省,农村劳动力很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和学生(除了毕业班的十几个学生)都到农村参加劳动,我们也下去参加劳动了,我是到肥东白龙参加劳动,当时农村的环境条件确实很是艰苦,幸运的是我在劳动了7天后,接到学校通知,要求我立即回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四年级毕业班的那十几个学生的毕业设计没有人指导,我是搞业务的,在设计院呆过,我有实践经验所以我就回去了。至今还记得当时饥肠辘辘的情形,因为我要回合肥了,食堂里给我六斤山芋干,我用手帕抱着六斤山芋,坐火车回合肥,两个多小时时间里,边走边吃,还没到合肥,山芋干就吃完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1961年,没想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国家变得更加困难了,很多地方吃饭都成大问题了,师生下去参加劳动更加频繁。正常的教学活动无法进行,1961年7月,本科教学被迫停办。学校一下子又回到了起点上,从合肥工业大学来的老师全部回工大,三个班级的同学,四年级的已经毕业了,剩下的两个年级全部回到合肥工业大学学习。问题是我们学校的那两个班怎么办?是这样解决的:我校大一的两个班级的学生学制由4年变为3年,即本科变成大专,学生还放在我们学校,挂靠安徽工学院进行培养,相应地,我们这些大学的教研室主任就变成了大专的教研室主任。
  祸不单行,由于国家经济形势愈发困难,到1962年下半年,中专没法办了,省文教调整会议决定撤销安徽建筑工程学校。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1963年8月15日,省长集体办公会通过了保留安徽建筑工程学校的决定。然而,此时我们老师却面临着无处立足的尴尬的局面,解放军104医院因为在长江路的房子被占用,转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师生亲手建造的四层大楼也被迫转让给他们,要知道,我们对这栋房子是有很深感情的。为了建造这栋大楼,苏州来的300多名学生出了大力,盖房子用的预制板很多都是他们或两人或四人一起一块一块抬上去的;盖房子用的很多木头都是我们老师从老火车站一根一根地扛回来的,老师第二天上午有课的,晚上就去车站扛一次木头,没有课的就扛两次,女老师中如果怀孕了就只扛一次,我们家范老师因为怀孕了,所以只扛一次就行了。现在要我们让出亲手建设的教学楼,我们一时无法接受,但是到后来,我们还是接受了这个决定。
  1964年8月,学校迁往凌大塘(原省建六处新预制厂,现东流路176号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宿舍区),于是我们就在一片小平房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当年9月,学校设置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建筑材料检验两个专业恢复中专招生,学制4年。
  两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要闹革命,陷于一片混乱。1969年,学校撤消。除了留下一部分中专生和中专教师看守学校外,其余教职员工大部分下放到岳西县石关、白帽、菖蒲、黄羊四个人民公社参加生产劳动。因为以前有学生贴大字报,说我是“反动学术权威”,出发前,学校要我表态,我的表态出乎预料,我说:我们下放岳西有的地方离公路很近,有的地方离公路很远,那么离公路远的地方就是我去的地方,这是第一;听说有的地方有电灯,有的地方没电灯,没有电灯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总之,最苦的地方就是我去的地方。我的表态,换来了大家热烈的鼓掌。不过,后来我去的地方还好,没想象的那么糟糕,离公路比较近,就是没有电,在下放的三年半时间里,我们帮助相亲们建起了一座小型的水电站,可以解决我们的照明问题。
  凭着教育工作者的直觉,我们坚信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能没有教育。因此,学校在处置精简下放教职工时尽力防止教师流失。调到厂矿暂时安置的,承诺一旦需要及时调回;下放岳西农村的,安置住地时,不过于分散,便于相互走动联络。
  (未完待续)(肖鹤麟口述 李万银整理)